晚清最早一批资产阶级维新派都有谁
谢邀。从19世纪70—9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产生,中国出现了反映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早期维新思想。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陈炽、何启、胡礼垣等人。
(郑观应和他的《盛世危言》)
早期维新派具有反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爱国思想。他们认为,外国侵略者对华进行的经济掠夺,是中国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因此主张中国不仅应当讲求武备,以对付西方国家的"兵战",而且应当发展民族工商业,同列强进行"商战"。
早期维新派具有一定的民主思想。他们初步认识到中国积贫不振的根源,在于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为此,薛福成、马建忠介绍了英国资产阶级议会的两党制和"三权分立"的政治学说。郑观应、何启和胡礼垣等人明确提出了在中国建立议会制度的主张。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是西方国家富强的根本原因。他们的要求和主张,反映了新兴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参与政权的愿望。
(薛福成)
早期维新派大都是从洋务派脱胎而来。其思想虽然反映了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但也提现了这个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早期维新派反对列强侵略的认识是很模糊的,幻想通过外交谈判的途径,取消各国在华享有的种种特权。他们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但不敢触及封建土地制度。他们虽然要求向西方学习,但又主张维护中国宗法道德和伦理观念。薛福成说:"取西人器数之学,已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郑观应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不过,这种主张与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是有所不同的。早期维新派要求在政治制度方面进行一定的变革,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封建专制制度这个"体"。他们所主张学习的"西学"的范畴,已经超越了洋务运动的藩篱。
早期维新派主要有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等人。
王韬(1828-1897年),原名王利宾,字兰瀛。后改名为王瀚,字懒今(有很多字号,如紫诠、淞北逸民、欧西富公、弢园老民、蘅华馆主、尊闻阁王等),外号“长毛状元”,祖籍苏州,清末杰出的思想家,政论家。王韬年少多才,十八岁县考第一。1849年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1874年在香港创办了中国报刊史上第一份以政论为主的报纸——《循环日报》,在其中评论时政,提倡维新变法 。1879年负日本考察,写成《扶桑游记》。其政治思想主要载于《弢园文录外编》。
郑观应(1942-1922年),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祖籍广东香山县。曾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任买办,也在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等近代企业担任过要职。在澳门期间,撰写了《盛世危言》,主张设议院,进行“商战”,认为“习兵站不如习商战要全面提高工商业者和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培养商务人才,中央设立“商部”保护实业。他晚年拥护“立宪”,反对革命。
薛福成(1838-1894年),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生于书香门第、官宦之家。近代散文家、外交家、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起者。曾入曾国藩幕府,后跟随李鸿章,身处北洋李幕10年之久。光绪十五年,薛福成以二品顶戴、三品京堂候补的身份出使英、法、意大利、比利时四国,向所在国元首递交国书,拜会外交部和各国公使,在欧洲各国参观访问,考察议院、工厂,领悟到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并著有《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是当时近距离观察西方的力作。
此外,还有马建忠(1844-1900年,著《适可斋纪言纪行》,主张经济变革、振兴工商业、实行君主立宪制等)、陈炽(?——1899年,著《庸书》、《续国富策》等,主张仿西法、设议院、关税自主)等思想家也是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
19世纪下半夜,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欧洲列强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侵入和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出现了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早期改良派的维新思潮。
晚清早期改良派的代表有容闳、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以自富自强而救国。主张和列强进行“商战”,抵制列强的经济掠夺,维护民族利益。在政治上,他们主张办学校以培养人才,改革用人制度;也提出设议院,“君民共主”,建立君主立宪制的问题。从这方面来看早期改良派重视变“用”——技术性,不重视变“体”——制度性;注重经济改革,不注重政治改革,只管表不管里。没有总揽全局的长远眼光,注重于具体细节问题的改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收效甚微。19世界末期经过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满清王朝在战争中连续失败,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民族资本家、部分官僚、商人和进步人士纷纷设厂救国,使民族资本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却受到了内外反动势力的压制和束缚。代表民族资本利益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为摆脱压制和束缚,更为挽救民族危亡,他们游说公卿,上书当朝,集会京师,积极鼓吹变法维新,自强救国。 他们还通过组织政治团体(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出版报刊(《中外纪闻》、《时务报》、《国闻报》),开办时务学堂等途径,进行变法宣传,培养变法人才,推动了戊戌变法运动的形成和发展。晚清有哪些有名的商人?结局如何
伍秉鉴:商名伍浩官。清代广东十三行怡和行之行主。凭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走私鸦片迅成巨富。1834年已宣称有资产2600万元(一说为2600万两),西方学者称其为"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财,天下第一大富翁"。1843年清政府令行商偿还《南京条约》规定的300万元外商债务,他独自承担100万。同年在广州病逝。
胡雪岩:本名光墉,著名的“红顶商人”,近代“徽商”的杰出代表。因与左宗棠结交,借协办福建船政局、兰州制造局之机,靠包办湘军军需物资业务致巨富。资金最高曾达两千万以上,后受洋商排挤破产。胡庆余堂即为其创办知名企业。
王炽:字兴斋,云南弥勒人,另一个‘红顶商人”的代表,晚清赫赫有名的巨商之一,创设“同庆丰”,并改组“天顺祥”,富可敌国。
盛宣怀:清末官商代表人物,总办全国电报业务,承办汉阳铁厂、江南制造局等实业,个中中饱私囊,累为巨富。
张謇:近代著名的“状元商人”,创办大生纱厂与垦牧公司致富,兴办教育,鼓吹立宪。
乔致庸(1818-1907) 字仲登,号晓池,乔家第四代人,人称亮财主,为著名晋商。十数年后,其祖业包头商号获利倍增,於「复盛公」之外又增设「复盛全」、「复盛西」等多处,左右着包头整个市场,因此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除商业外,兼营钱庄、当铺,相辅相成,资本愈见盈厚。光绪三年(1877)县遭饥馑,出钜资助贩。因贩灾义举,受到清廷“举悌弟加五级”,并赏戴花翎的嘉奖。
叶澄衷(1840-1899) 宁波庄市人,是著名的宁波商团的先驱和领袖。他做生意很有天赋,头脑清醒,乐观时变,为人处事既诚且信,宽厚待人,被称为“首善之人”。在叶澄衷传奇性的创业历程中,诚信宽厚的性格帮助他在穷途时得到难得的机缘,有人资助他在虹口的美租界百老汇路口开设了上海滩第一家由中国人独自开业的五金店——顺记洋杂货店。并据此发展出覆盖五金、机械、钢铁直至军需器械和军服的庞大生意,开设了38个分支机构,赢得了“五金大王”的美称。并继投资金融业,在上海、杭州、镇海、芜湖、湖州等地开设票号、钱庄,鼎盛时竟达108家。在宁波商帮中,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做人当如叶澄衷”。
个人最喜欢胡雪岩,他从一个平民小百姓通过他母亲的教育,做事通过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然后做到红顶商人,他的一生的经历可以大家去了解学习。最近我也在听那个台湾教授曾仕强对胡雪岩的人生经历的一个讲解吧!并非广告啊!
对于这个问题本人曾在“中国历史上十大商人有哪些呢?”这里提到过一部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我去看看,这里就不在多做描述。本题我就只回答一些没有提到过的晚清商人:
晋商乔致庸
乔致庸(1818年-1907年),字仲登,号晓池,山西祁县(今山西祁县)人,乔家第四位当家人,著名晋商,人称“亮财主”,电视剧《乔家大院》的主人公。乔致庸是清朝末年山西晋商的代表商人,少年时期弃文从商,开始掌管家族生意。在他执掌家务时期,乔氏家族事业日益兴盛,成为山西富甲一方的商户。其下属复字号称雄包头,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另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遍布中国各地商埠、码头。乔致庸待人随和,讲究诚信为本、“以德经商”。乔致庸一生做出诸多善行。光绪三年天遭大旱,乔致庸开粮仓赈济灾民。光绪三十二年,乔致庸去世,终年89岁。
浙商经元善
经元善(1840年-1903年),字莲珊山(后也作莲山),号居易子、居易居士,晚年号剡溪聋叟,笔名沪滨呆子、汨罗江后学等,浙江上虞五驿乡(今绍兴市上虞区驿亭镇)驿亭人。父经纬是上海富商,因接济军饷功,清廷授主事加员外郎衔。经元善自幼好学,17岁就到上海学商,其后继承父业经营钱庄。经元善首创协赈公所,受清廷嘉奖十余次。后涉足洋务企业,成为成功的洋务企业家。热心教育,创办经正女学,开中国女学先河。晚年参与改良维新活动,尤其是1900年1月,在己亥立储中,领衔发起有一千多人签名的保皇通电,恳请光绪亲政,反对另立皇储,结果触怒了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因遭通缉而亡命澳门。1902年恢复自由,被允许返回上海,闭门家居,时有社会活动。1903年秋,在上海病故,享年63岁。
除了上面两位以外,其实还有很多的商人活跃在晚清的大舞台上,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其实说了这么多的古代商人,还是希望大家以史为鉴而知兴替,谢谢!
中国最早拍照片的人是谁
摄影技术这一对人类历史影响深远的优秀成果,正式诞生于1839年,其公认的发明者是法国人达盖尔(Louis Jacques Mandé Daguerre,1782—1851年)。其后经过不断完善,技术手段日益成熟,传播范围迅速扩大。1843年,也就是摄影术诞生4年后,法国人于勒·埃迪尔(Jules Itier,1802—1877年)即携带整套的达盖尔摄影器材来到中国,在广州、澳门一带拍摄风景与人像;同年,一位名叫邹伯奇的中国人,则独立制作出一架摄影器并成功拍摄一幅风景照片。从此,中国摄影史也由这一洋、一中两位人物拉开了序幕。
不过,中国摄影的早期参与者仍以西方摄影师为主体,包括外国官员、传教士、商人和随军记者等,现存较早的照片大多也是由他们所拍摄。如鸦片战争后,中法两国于1844年进行《黄埔条约》谈判期间,于勒·埃迪尔便以法国海关总检查官的身份,为中方谈判代表、两广总督耆英拍摄了“小照”。目前,“小照”与埃迪尔的同期作品共30余幅,仍然保存在法国巴黎摄影博物馆,它们是迄今所知最早在中国拍摄的照片。耆英也由此成为留下照片的第一位中国官员。